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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先锋名满天下
范仲淹和韩琦防御西夏的成功，使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骤增，朝廷也予以嘉奖，仁宗于庆历三年（1043）四月将他们两人提升为枢密副使，同年八月，仁宗又下诏，拜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升为副宰相。
范仲淹奉调回朝后，面临着一场比抗御西夏更为艰巨的斗争。
北宋政治，弊端丛生，尤其是“冗官、冗兵、冗费”问题极为严重。宋太祖开国时，设官分职本有固定的数目，但以后随着征召官吏、恩荫官职、祠禄官员的日益泛滥，北宋的官吏队伍急速膨胀。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），录取诸科进士竞达1067人。而且录取以后，就直接任官，两三年功夫，经科举新录用的官员竟增加一倍以上。而恩荫得官的，那就更多了。宋代官吏不仅多，而且素质极差，办事能力很低，但官员们的待遇却特别优厚，所谓宋朝优待文官，说的就是这些官员，除正俸之外，还供给一定数量的春冬衣料，还有职钱等名目繁多的补助，国家开支不断增加，再加上皇室大兴土木，任意挥霍，政府财政日益入不敷出。而这种负担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，因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，农民起义和兵变相继发生，内忧外患连年爆发，国家面临重重危机。
范仲淹针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腐朽的官僚政治，力陈改革时弊。
在危机面前，仁宗也感到形势严峻，想摆脱困境，免掉了保守无能的宰相吕夷简和执政王举等人。重用范仲淹，并把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也安排在要职上。主张革新的人在朝廷中占了优势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九月，范仲淹向仁宗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提出十项革新主张：
（一）严明官吏升降制度。朝廷中不是大功德的人不能升迁。在京任职的百官，不是靠选举获现职的，必须任期满五年，才可磨勘升迁。这几乎就是考官员政绩的一种法规。
（二）抑制侥幸。严格限制官僚子弟恩荫特权。恩荫制度使贵族、大官僚每年都要奏荐子弟做官，因而官员滥进的现象十分严重。范仲淹提出，限制恩荫特权，今后两府及两省的官员，遇郊祭大礼奏一子充京官，大臣不能推荐自己的子弟担任馆阁职务，这样任子制度才不致于冗滥。
（三）严密贡举制度。进士参加各种考试都取消在试卷上把姓名糊贴掉的办法，参考平时品行确无缺陷的人，才可把名字上报朝廷。进士先考策论，后试诗赋，各科要录取兼通经书义理的人。赐策以上的高等人，都由皇帝的诏书作出裁决而后宣布。其余优等的，可免吏部铨选而直接注册授官，次一等的，由本科发给凭证，而等候吏部铨选。这样进士的考试方法，就会遵循其名去要求其实了。
（四）选择地方长官。推选地方长官，现任刺史、县令，“不问贤愚，不较能否”一概充任，因而素质低劣，多为蠢民害物之辈。降诏，委托中书省枢密院首先选拔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知州，其次再委请两制、三司、御史台、开封府官、各路监司举荐知州、能判；知州、通判举荐知县、县令。限制各官推举人数，在举主多的人中，让中书省先选官任用。
（五）均公田。解决职田分配不均问题。职田是官吏在职外补贴的官田，范仲淹反对废除职田，主张“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，有未给者给之”。使官吏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，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守节，而犯法的就可以处死和罢官了。
（六）注重农桑。重视农业生产。由于国家不务农桑，因而“粟帛常贵”、“府库日虚”。范仲淹请求降诏诸路，令所属各州令所属各州军官民向政府陈报有关“农桑可兴之利，可去之害”和应整治的堤堰、陂塘、河渠等水利工程。凡属可行的，由州县官员计足工料兴建，这样坚持下去，数年之间，即可农利大兴。
（七）整修武备，加强京师防卫力量。由于京师卫兵多远戍西北，因而京城空虚。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强壮男丁五万人充作京畿卫士，用来辅助正规军。所募壮丁，每年三季务农，一季教战，既可节省军费，又可增加防卫。
（八）推广朝廷恩泽与信义。皇帝大赦令中的恩惠应有所施行，主管部门有延迟或违反赦令的，要依法重处，另外派出使者到各地去巡视施行的恩泽是否施行得恰当。这样各地就没有废弃滞搁皇上恩泽的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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