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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铁军广州起义
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，1927年经过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洗劫，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，工会农会组织被解散封闭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。然而，在大革命洪流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广州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，并没有屈服。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很快地恢复整顿了工会组织，又掀起了罢工和示威浪潮。在南昌起义军回师广东的鼓舞下，这一斗争又被推进到组织工农赤卫队，为起义做好组织准备的新的时期。
10月间，国民党新军阀张发奎率领第四军回到了广州。他是在后台老板汪精卫的策划下，回来向桂系新军阀抢夺地盘的。张发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打着再建革命根据地的旗号，回来就表示对工农运动让步，企图骗取人民的支持。广东省委将计就计，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工农进行起义准备。
张发奎还为广州起义带来了一支重要力量，这就是被反动派称为“赤子赤孙”的第四军教导团。这个团的前身是共产党领导的武汉中央军校。立即奉命开往南昌加入起义军行列，但因行动迟了一步，被张发奎截在九江，收缴了武器。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，又把军校这支队伍改编成为他的第四军教导团。在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的庇护下，这个团保存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，并由叶剑英兼任了教导团团长。张发奎又想利用它，又对它不放心，因而在南下至赣州时，再次缴了这个团的武器。叶剑英得知后，找到军长黄进翔陈述利害，才要回了枪支，保住了这个团的完整建制，一直带到了广州，使之成为战斗力最强的起义主力部队。
借这个机会，通过叶剑英的工作，使共产党员梁秉枢当了警卫团团长，还把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派进去，编作这个团的第二营。这样，警卫团的大部分力量也为共产党所掌握。而张发奎在广州市内能调动的兵力，却只有一个炮兵团、警卫团的一个营、军政机关的警卫分队和一部分警察武装，这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极好时机。中共广东省委又及时地将工人赤卫队统一编为七个联队，派了一部分军事干部去传授怎样使用武器和攻打敌人的军事常识，并于12月7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，决定12月13日举行起义。
在起义前的半个多月中，省委书记张太雷等起义领导人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日以继夜地穿过大街小巷，在白鹅潭的游船中，在黄花岗的草坪上，在司后街的戏院里，一次次会见赤卫队和武装部队中的领导骨干们，传达党的决定，部署起义行动。
正当起义准备工作搞得热烈紧张的时候，汪精卫和张发奎探知了共产党要在广州举事的消息。汪精卫从上海连电催促张发奎采取镇压措施。张发奎紧急召回前线指挥黄进翔，宣布特别戒严令，日夜检查户口，谋划解散教导团和赤卫队，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危急情况下，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。
当时叶挺身居澳门，心向广州。因为党已派人告诉过他，要他随时准备到广州去，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，负责指挥起义战斗。但他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，为了保障他的安全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黄平普向张太雷建议，叶挺来广州的时间不宜过早，可以迟一些。这可急坏了叶挺！运筹这样大的一次军事行动，哪里是一上手就能做好的简单事？他对广州的敌情、我情都很生疏，快去都怕打不赢，怎么可以晚去呢？他蹲在香港等着，直到起义的前一天，才被召到广州。
10日早晨，身着西装、礼帽、风雨大衣的叶挺，匆匆来到九龙尖沙嘴车站，要搭早班车赶往广州。真不凑巧，他刚走进候车室，就远远地看见有一个熟人。此人叫胡毅生，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右派头目胡汉民的堂弟。当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时，胡毅生因被指为主谋者，遭到舆论界的追究，跑到香港隐匿起来。从那以后叶挺再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当前粤桂军阀剑拔粤张，人民起义一触即发，他这个时候钻出来干什么，是不是又要到广州去搞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呢？
叶挺一看到胡毅生，马上转身避开。赶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，钻进硬席车厢，远远地躲开了这个家伙。
中午过后，火车开进了广州东站。省委常委杨殷和市委工委书记、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，带着几个精干的赤卫队员来接叶挺。在他们的掩护下，叶挺坐上卡车，离开了车站。
叶挺一上卡车就询问起义准备的各种情况。杨殷、周文雍长话短说，一一给予回答。转眼间车子开到了叶挺公馆，叶挺顾不上和妹妹叶香、叶珠多说几句话，就让她们帮他找了一套适合广州时令的西裤、衬衣换上，然后到一个秘密地点，找到了起义军参谋长徐光英。起义作战计划是经省委讨论，由徐光英综合整理做出的，叶挺急着找他，就是要及早看看这个计划。在这里，叶挺比较全面地了解到敌我双方的实力情况，以及省委设想的行动方案，对这次起义才有了详实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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