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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8月10日傍晚，供职于美国新闻处的英文翻译沈苏儒，正在值班。
一个月前，这位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，在其堂兄、民盟创始人沈钧儒的引荐下，来到设在重庆的美新处工作。他每天要定时收听外国电台的新闻广播，并把最新消息记录下来译成中文。
突然，他听到美国旧金山电台在广播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的消息。尽管此前已有相关消息，但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颤抖的双手已经写不下一个字，直到反复听了三次，才确信这一天大的喜讯。
在怀着激动的心情转译此消息后，沈苏儒立马打电话告知住在重庆南岸的家人。
他的妻子陶琴薰，是蒋介石侍从秘书陶希圣的女儿。这位名门淑女在接到电话后，还没等丈夫说完，就就兴奋地跑出门外，挥舞着双手大喊：“日本投降了！日本宣布投降了！”
半个小时后，重庆电台正式发布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。
正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被收音机里日本投降的消息惊的目瞪口呆。
欣喜若狂的他，从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，打开瓶盖，喝了一大口，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。
“日本投降了！”
“胜利了，中国胜利了！”
惊雷一样的喊声，炸开了8月沉闷的天空。
“号外！号外！日本投降了！日本投降了！”
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，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《新华日报》号外。
这一天，距离日本正式投降还有5天，重庆市民率先获悉了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。
数十万山城市民不约而同地走上街头，马路上挤满了自发游行的市民，载歌载舞，阻断了交通，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爆竹声震耳欲聋。
此时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黄昏时候，三大火炉之一重庆最热的天，外面的街道的人群更加热烈，《中央日报》的一篇报道记录了当时的情景:
“从中一路到新街口，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，万头攒动，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，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，大家都咧开嘴笑！
“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，每个人对每个人，每群人对每群人，都打着招呼互相道贺，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，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：‘要回家了！’
“各鞭炮店生意爆棚，数年的库存瞬间售罄。
“枇杷山、鹅岭、江北、南岸的防空探照灯齐放，将市区照耀得如同白昼。”
傅斯年左手拿着一瓶酒，右手执着手杖，用手杖挑着帽子，在重庆的大街上舞蹈了起来。后来，帽子掉了，跳不动了，手杖甩丢了，嗓子喊哑了，傅斯年坐在地上歇了一会儿，又加入到狂欢的人群中。
这一天，人们尽情发泄着憋在胸口的14年之久的苦闷、屈辱和抑郁。
这一天，杜甫的诗句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”被多少人反复吟诵。
这是一场来得太艰苦的胜利，太多的人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天的到来。
正如几天后《新华日报》社论所说：“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！这一点是不值得奇怪的，半世纪的愤怒，50年的屈辱，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；8年间的死亡流徙，苦难艰辛，在今天获得报酬了……”
傅斯年自己也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中。
第二天下午罗家伦去看他，他还累到起不来，躺在床上说：“国家出头了，我的帽子掉了，手杖也没有了，买又买不起。哎！”
。
多年以后，罗家伦回忆起当年情景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孟真疯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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