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少兵跟余家馨相亲成功后，我们和国耀和陈少兵我们三个，依然是做着贩卖猪娃的生意。
眼看农忙临近，我对陈少兵和我二弟国耀说：“最近农活忙了，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可能要停掉生意干家里的农活了，你们两个要一起好好的做生意。路，我也给你们铺好了，新阳南的那两个朋友都很可靠，你们两个要诚实守信，规规矩矩的跟他们做生意。”
他们两个都点头答应了。
这天，我们三个每人都带了8个猪娃儿，骑到了新阳南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，卖了猪娃后，我跟李康福和孙有良特意的又交待了一番，让他们照顾一下陈少兵和我二弟。
他们都表示，你来不来，我们都会关照他们的。
那天，李康福让他妻子做了一顿便饭，也算是为我饯行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感觉心里乱糟糟的，发烦，眼皮也跳个不停，总感觉像是要出事一样心神不宁的。
我就联想起今天大清早赶集买猪娃时，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：
我骑着带有驮篓的自行车走到临近主街道的时候，碰到了生产队磨豆腐的邻居陈奉魁，他说的一句话让人听了难受极了。
此时的陈奉魁正跟在他三儿子陈天达的后面，准备上街上去卖豆腐。
陈天达在前面担着水豆腐和千豆腐的挑子，陈奉魁就跟在他的后面。
每次逢集都是陈天达把豆腐挑送到街上，陈奉魁在那里卖，然后，罢集的时候陈天达再来接他，把换的黄豆挑回家。
陈奉魁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姑娘，三个儿子都娶到了儿媳妇，姑娘也嫁给了一个公立教师，他的家境在当时的农村属于那种儿女双全命好的人家。
而陈奉魁又是生产队里副业组的豆腐匠，手里总是不缺零花钱，这在大集体时代的农村，就是人们眼中的有钱人。
陈奉魁的三个儿子都结婚分家单过后，他就一直跟老三陈天达住在一起，帮他磨豆腐赚钱。
陈天达能够当上队长，也是他挖的一个坑让老队长闫凤启跳进去的，他才当上的。
1980年秋天分田到户，大闫湾在商议怎样分田地时，闫凤启就开社员会让大家讨论，大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和利益上发表意见。
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谁应该分地，谁不应该分地的问题上。
说明白点就是：去世的人和出嫁的姑娘户口还在娘家，以及才娶回来的新媳妇户口没有迁过来的，这三类人该不该分田地的问题。
开了两天的会了，还是没有商讨出来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分地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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